近日有网帖称，陕西贫困县汉阴县国土局为36人建设一座面积4000平米的办公楼。经调查，汉阴县国土局在新办公楼建设上确实存在面积严重超标等问题。目前，安康市政府已责成汉阴县政府核定县国土局办公使用面积和房间数，剩余房屋交由县上统一调剂使用。

　　36人坐享4000平方米办公豪宅，这事还发生在财政“很差钱”的贫困县，唏嘘之余，公众不禁会问：如此明目张胆严重超标的豪华办公楼，是如何盖起来的？或者说，“核定超标”之前，对办公建筑的审计监管在哪里？又如果没有“好事”网友的爆料，这栋“严重超标”的办公楼还会遭遇今日的命运吗？

　　考究豪华办公楼的前世今生，基本是一幕幕丑陋与罪恶交织的权力自肥史：安徽阜阳市颍泉区推了学校建“白宫”；广西宜州曾拿出1/4财政收入建豪华办公楼；河南濮阳盖豪华办公楼，而财政却亏空3亿……着名摄影师白小刺曾完成了40多个县市级政府大楼的“肖像”拍摄，北到呼和浩特、南到深圳、东到上海、西到张掖，“我站在政府大楼前，时常觉得自己是一只渺小的蚂蚁。”楼高了，人就小了。当然，高楼无可原罪，值得警惕的是寄生在豪华办公楼背后的官僚习气与违规惯性。

　　奢华办公楼，当然是用来装饰“官威”的。在这一点上，其成因或后果，与难以禁绝的“三公”浪费如出一辙。犹记得媒体曝光后，汉阴县国土局称楼是借的，甚至还在大楼正上方挂出一新鲜的“培训中心”四字招牌。如今真相大白，公众难免就有三重疑问：就程序正义而言，无论是培训中心还是办公大楼，如此重大的地方政府基建项目，在建设之前难道没有立项、审批？为什么“超标”的事实没有遏止在寻租冲动之前？从当事方回应来看，所谓“租借”一说显然是此地无银，但这种与舆论监督迂回的“战术”，要不要承担危机公关扯谎之责？从结果来说，“工程造价超标400多万元”，这钱是不是财政必须要当冤大头？至于调查定性的“立项、报建审批把关不严、违反规定变更设计以及面积严重超标的问题”，相关责任人究竟该担负何责……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答案，又如果“调剂给3个单位使用”就算最后的罚单，豪华办公楼自然就成了一种恶示范。

　　退一万步说，即便超标的财政可以追回来、超标的面积可以用出去，但那些逾越审批等程序的不羁与嚣张，给程序正义及权力公信累积的伤害，已经是无法弥补的负能量。一栋严重超标的豪华办公楼，硬生生扎根在并不富裕的贫困县，除了“标准”上的刺眼，对于“贫困县”本身，是不是另一种资格认定上的拷问？当我们倾力支持贫困地区建设的时候，能不能横加一条硬性标准但凡办公楼超标的地区，一律不得入列“贫困县”行列？

　　“核定超标”的大楼是如何建成的？对这个问题的追问，也许比纠结于事后的“补救”更有示范与预警意义。